徐可:追忆采访陈景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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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,4月的一天。一群人冲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。

最近,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中,出现了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镜头。非常巧的是,周末我在家整理书架的时候,发现了我和陈景润合影的照片,不禁回想起了当年采访陈景润的情景。

陈景润(左)与徐迟

房间太小,容不下那么多人。

那是1991年初,当时我在光明日报工作。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负责同志(我记得跟我同姓,名字忘了,以下姑且称之为老徐吧)来到我们报社,说最近境外媒体有一些关于陈景润的不实报道,有的说他处境很不好,有的说他已经去世了。他希望报社派记者去采访一下陈景润,对他的近况作一个报道,以正视听。报社于是安排我和摄影记者彭璋庆去采访。

文 | 孙文晔

他们把陈景润揪到一个大房间,逼他把缝在内裤里的金戒指和存折交出来,宣布没收充公,并质问他存这些东西干什么。

陈景润曾经是我崇拜的偶像。我上初中的时候,他的事迹正传遍大江南北。如同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少年一样,我被作家徐迟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深深地感动过。在我们心目中,陈景润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。那时候我们都立志要成为像他那样的科学家,为祖国实现四化贡献力量。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的头上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光环,但我对他依然很敬重。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记者,能够有机会采访自己崇敬的对象,自然觉得无比荣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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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他再返回自己的小房间,发现整间屋子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。

心痛病魔缠身 口齿不清

1978年,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曾经的“臭老九”、“白专典型”成为全民偶像。孩子们在被问到“长大后做什么时”,都响亮地回答:“要当科学家!”

装稿纸的麻袋被扔到走廊里,手稿满地都是。

那是1991年1月的一天上午,我和彭璋庆跟老徐一起乘车来到中关村中科院宿舍。记得那天非常寒冷,车到中关村,放眼望去,看不到一点绿色,感觉特别萧瑟。中科院数学所原党支部书记李尚杰领我们走进陈景润家里。读过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读者,想必还记得那里面的一位李书记,在陈景润最困难的时候,给予他支持和帮助。那就是李尚杰。

同年,全国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,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。

没等他反应过来,有人抄起雨伞,对他一顿抽打。

在去中科院的车上,老徐已经跟我们大致介绍了陈景润的近况。7年之前,陈景润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之后,身体非常不好,这几年一直处于休养、康复阶段。尽管有了思想准备,但是见到他本人时,我还是大吃一惊:陈景润很瘦,脸色苍白,行走困难,需要人搀扶。他的身材本来就不高,可能因为病痛,又佝偻着身子,显得更矮了。看到这情形,我心里非常难过。没想到我心目中的大科学家,竟然成了这样。我们进屋的时候,他正在蹬脚踏车锻炼身体,脸上显出一丝红润,又剃着我们熟悉的小平头,显得还比较精神。那年他57岁。

回顾这段历史,“猜想”一般的谜仍未破解: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?在当时的背景下,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?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?

一直以来,这名年轻的数学家,尽可能少讲话,不与人起争执。安安静静地工作,不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。

见到我们来了,陈景润停止运动,定了定神,在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搀扶下,走过来跟我们握手,把我们让进客厅,让人沏茶、削水果,非常热情、谦和。我注意到,他的手瘦骨嶙峋,而且指头都弯曲着,似乎伸不直;握上去软绵绵的,没有力气。他头脑很清醒,但是说话比较困难,口齿不太清楚,基本上是李尚杰在介绍情况。

“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。”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,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。

但他还是被打成“安钻迷”典型——安心工作,钻研业务,迷于专业,不关心政治的“白专”代表。逼得他搞不了研究,他经历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痛苦。

心焦:重重关怀 特事特办

谁选中了陈景润?

抽打他的人,开始揭露他的“罪行”:

李尚杰告诉我们,陈景润的身体本来就不好。青少年时代的磨难,摧垮了他的健康。后来虽然曾经治疗,但都没能彻底恢复健康。1984年,中科院举行建院35周年纪念会,一些中央领导人出席,并会见著名科学家。在与陈景润握手时,他们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,当即指示送医院检查、治疗。经查,确诊为帕金森氏综合征。国家抽调了最好的医生,安排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最好的药物为他治疗,可病情并不见好转。特别是1985年,陈景润的恩师、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去世,这对陈景润打击非常大。因为过于悲痛,他病情加剧,身体极度恶化。有一个时期,他大小便失禁,流口水,口不能言,手不能握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人们对他能否恢复健康几乎已经失去信心。

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?这还得从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“神仙会”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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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,中央和有关部门并没有放弃,仍在想方设法为陈景润进行治疗。时任中组部副部长赵宗鼐受中央领导之托,始终亲自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。中科院也拨出专款供他治疗所用。数学所老书记李尚杰像慈爱的兄长一样,一直默默地照顾着陈景润。陈景润做辅助治疗用的脚踏车、模型船等运动器械,就是他亲自出马申请来的。医生们更是采取各种办法精心治疗,1987年以后采用了中医经络针灸疗法,产生了很好的效果,陈景润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。

“文革”刚结束,复刊不久的《人民文学》,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,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、我一语的“神仙会”来定。

“你为什么要搞什么哥德巴赫猜想?你这个寄生虫,你是想跟外国人跑,你是卖国!”

采访中,李尚杰着重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情况。陈景润生病后,一直由陈景润夫人由昆的表妹李丽照顾。李丽,就是在旁边照顾陈景润、招呼我们的那位年轻姑娘。7年前,在陈景润一家最困难的时候,她从老家来到北京,帮助表姐料理家务,抚养孩子,照顾病人。几年来,她学会了一些医护技术,协助医生给陈景润治病,而且不怕脏、不怕累,干着别人不愿干的活,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表姐夫——这位她从小就景仰的大数学家身上。实际上,她已经成了陈景润离不开的最佳护理人员了。

1977年9月18日,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。紧接着,10月的这次“神仙会”自然跟“科学”挂上了钩。编辑们觉得,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,正当时候。

瘦弱的陈景润一下子被激怒了。

可是,李丽户口在外地。二十多年前,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是不能长期在北京的。有关方面曾经考虑把由昆调到附近工作,就近照顾陈景润,可陈景润不同意,他认为由昆是部队培养的医生,就应该为部队服务,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。请保姆吧,不是没试过,可这位清贫科学家的家里留不住人,何况要照顾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李丽留下来照顾陈景润。可户口进京,谈何容易!有关部门的领导为此事到处奔波,都没有解决。一时间,李丽进京问题成为这位大数学家最难解的“方程式”。

这个想法,其实并不寻常。十年浩劫,知识分子早成了“臭老九”,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。不过,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,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。

他生平第一次如此大声地回话,气喘吁吁,却十分坚定:

1988年国庆节前夕,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干部来看望陈景润,了解到这个情况后,回去当即向部领导作了汇报。部里十分重视,批转有关部门研究解决。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规定,问题还是没解决。中央组织部遵照“发现一起解决一起,抓住不放”的精神,又一次进行调查研究,经过深入、仔细的“求证”,确认李丽留下来是解决陈景润家庭困难的最佳方案,于是部里出面做工作,最后在辽宁省、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,终于在1989年底,解决了李丽户口进京问题。

然而,写谁好呢?

“我是爱国的,是为国争光的。不是为个人争名利,不是白专!我不是吃白饭的,不是废物,不是白痴!我不是寄生虫!”

心喜:后顾无忧 再攀高峰

也不知是谁,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:20世纪70年代初,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,一名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。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,终于在“牛棚”里发现了这个人,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,竟然谁也不知道。

说完,他退回墙角,等待革命小将的新一轮打击。

李丽解决了后顾之忧后,心情愉悦,心无旁骛地照顾陈景润,家庭卫生、饮食调理、生活照料等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。这一段陈景润精神状态很好,病情明显好转。1990年9月的一天,陈景润突然亲自拨号给李尚杰打电话,托老李找一份中国科技大学寄来的数学资料。这是陈景润患病7年来第一次打电话,李尚杰惊得目瞪口呆。周围同事听说以后,也都非常高兴。他们没想到,奇迹真的出现了!

这人就是陈景润,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:他是“白专”典型,有一回挨斗,他气得跳楼,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,结果连伤都没受;他是一个“科学怪人”,不刷牙不洗脸;有人说他财迷,棉袄都舍不得买,就用两件棉毛衫,里边装上棉花,一绷成了件棉袄。

几个人逼他抱起被褥,把他推进不远的专政队活动室。

李尚杰告诉我们,尽管病魔缠身,但是陈景润一直没有放弃研究工作,现在仍在为“哥德巴赫猜想的1+1”扫清外围障碍。他带着两名研究生,还准备再培养一名,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人。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,坚持锻炼身体,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。他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,锻炼两个小时,其他时间都在工作、学习。

这样的人能不能写?当时,“白专”可是顶“大帽子”,在“文革”中,不问政治的“白专”分子几乎和吃白饭、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。

他突然大哭,回身把门关上,打开窗子,纵身从三楼跳了下去。

陈景润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他的夫人由昆是个军队医生,长得端庄、高雅,她的心灵也像她的外表一样美丽。当年,她由仰慕而对陈景润产生感情,结婚以后十多年来,她陪伴着陈景润,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,小名“欢欢”——与当时的一只“国宝”同名。据说欢欢活泼好动,成天活蹦乱跳,称得上“神淘”,没少让爸爸妈妈费心;不过这孩子并无名人后代的傲气,极懂礼貌,很讨人喜爱。据说这一家人在一起很有意思,有时玩牌,欢欢做手脚糊弄长数学脑袋的爸爸,而这位大数学家愣是看不出来。可惜我们去得不巧,由昆出国未归,欢欢在学校,我们只是在全家福上看到了他们,由昆端庄美丽,欢欢虎头虎脑。

经过激烈的争论,编辑们达成一致,就写陈景润吧!中央已经提出了“向四个现代化进军”的目标,要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,自然需要知识。不管怎样,他是有贡献的。

幸运的是,他被一棵大树挂了一下,臀部着地,只是受伤,并未毙命。

心慰:八方关注 故乡疗养

那么,找谁来写呢?有人提到了徐迟。

迷迷糊糊中,他听到有人说:

那次采访之后,我写了一篇通讯《在陈景润家作客》,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二版头条位置,引起极大反响。报道见报的时候,还配发了一则“编后”,号召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知识分子,多为知识分子办实事。当时陈景润的名字已很久没有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了,这篇独家专访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节目予以详细摘播,多家报刊予以转载,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表示对陈景润的关切之情。应河南省的《时代青年》杂志之约,我还写了一篇文章,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。可以说,报道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。不久之后我就听说,陈景润的家乡——福建省,主动把他接回去疗养去了。

徐迟虽是一位诗人,但他做过新闻记者,写过不少通讯特写。1962年他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人物特写《祁连山下》,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。解放后,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,反响好的更是屈指可数,这篇文章算是其一。

“不愧是数学家,跳楼都懂得计算角度,不会死的。”

当然,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,我的文章主要是从正面反映党和政府关心陈景润的情况,而淡化了对陈景润身体状况的介绍。我写的时候就很有节制,到了领导那里又被“过滤”了一道,凡是有损陈景润形象的内容(如前文对陈景润外貌的描述)都被删去了。多年以后,我还知道了一些当时不了解的情况。陈景润病情的加重,与他两次被撞倒有直接关系。第一次是1984年4月的一天,陈景润骑车去新华书店买书,被一个小伙子急行的自行车撞倒,后脑着地,当即昏迷。事隔几个月,他乘公共汽车去友谊宾馆开会,车到站时又被拥挤的人群从车上挤下,摔昏在地。这两次摔倒对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巨大的。从此,他生活无法自理,一直需人护理。可能当时老徐、老李他们有顾虑,都没给我介绍这些情况。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当时思想解放一点,把这些情况都报道出来,不但不会损害政府和陈景润的形象,反而会引起全社会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,对于倡导全社会尊重、爱护知识分子,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。

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,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。

随后,几个人又把他拖回专政队活动室,并对着中科院被批判的其他专家说:

1996年3月19日,陈景润先生与世长辞,享年62岁。

徐迟原来在《诗刊》做副主编,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“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”,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。

“谁要自杀,陈景润就是榜样。”

陈景润去世之后,我曾经接到过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和通知。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了,我竟然没能出席他的遗体告别仪式,留下了终生的遗憾。每每想起陈景润,我都非常心痛。屈指算来,现在由昆女士应该已经退休了,欢欢也应该有30岁左右了。

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,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,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。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,十年没有动笔了,噤若寒蝉。

但从这一刻起,经历了自杀与屈辱,35岁的陈景润,突然想开了:

本文完成之后,我上网搜索得知,欢欢大名陈由伟,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和精神,从事应用数学研究。果真如此,陈景润当含笑于九泉之下了。

不过,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,老先生又兴奋起来,他说,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,冬蛰太久了,也该醒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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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明放心了,63岁的老先生,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。只是提到陈景润,诗人热情稍减,他有点迟疑地说“试试看”。

在这次被逼自杀之前,陈景润最痛苦的经历,仍然与政治运动有关。

果然,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,一屋子人,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,一致反对。“怪人”呀,“白专”呀,“吝啬”呀,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,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,何必惹麻烦呢?

1960—1962年,他被下放到大连,蹲了两年牛棚。

敢不敢写?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:“写!陈氏定理了不起!”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。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,徐迟打消了顾虑。

后来,在恩师华罗庚的保护下,才重返北京。但那两年的不堪回忆,陈景润从未与人详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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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蜗居的6平米房间,他发现电线全被扯断了。

伍修权(左)与徐和(中)、徐迟(右)姐弟。来源:长江日报, 供图:徐建。

据说是为了防止他畏罪自杀。

偶然的机缘

他并不在意,点起旧式煤油灯。一点就是好几年。

从《人民文学》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,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,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,他并没上过报纸,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?

借着微弱的灯光,他日以继夜地挥笔演算,稿纸写了一麻袋又一麻袋。

其实,让陈景润出名的,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。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。

他宁愿全世界把他遗忘。

1973年,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。2月里的中关村,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,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,而是北大、清华这两大“文革”策源地,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。

他就一个人,穿着破旧的棉衣,吃着馒头蘸酱油,去攀登数学史上的高峰:

一天,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,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,他突兀而神秘地说:

哥德巴赫猜想

“最近,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,论文也写好了,你看怎么办?”

哥德巴赫猜想,是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。自1742年被提出来以后,两百多年来,难倒了一代又一代数学家。

“论证过程有问题吗?”罗说。

这个猜想说起来很简单:证明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。

“绝对没问题。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,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。”

一般人难以理解其中的玄机,就简单描述为证明“1+1”成立。

“只要是真货,就不怕。”

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,是在高中时代。

这里所说的猜想,是指对“哥德巴赫猜想(1+2)”的简化论证。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,经6年攻关,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。他心里清楚,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,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。然而,他更明白,自己顶着“白专”的帽子,“猜想”又远离实际,论文肯定难以发表。这些年挨整、跳楼、专政经历得多了,虽经罗声雄劝说,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。

当时,他的班主任兼数学、英语老师沈元,郑重其事地向颇有神童气质的陈景润,介绍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由来。有句话,让陈景润终身难忘,沈元说:

罗声雄,湖北人,三十出头,好打抱不平。有一次,陈景润像“叫花子”一样被“革命群众”群殴,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。只有罗为他出了头,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。这次,为了给陈景润打气,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,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,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。

“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,数学的皇冠是数论,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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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了,沈元还半开玩笑地说,希望将来他的班上有人能够摘取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罗声雄及其著作

陈景润从此把这件事,埋入心底。

一份题为“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”的工作简报,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。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,顿感眼前一亮。

这名1933年出生的福州少年,高中未毕业,就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,而我们却停滞不前。1971年至1972年间,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,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,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。陈景润这个成就,真是恰逢其时。

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,1950年。陈景润17岁。

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。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,尖锐地指出:“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,就应该向总理反映。”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,他说:“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,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!”

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开启,从此裹着一个青涩的科学怪才前行。

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,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,不过他没提名字,仅说:“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,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……”

三年后,陈景润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。

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,专门负责科技报道,听到此处,她心中一动,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,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,“是个怪人!”

很快,北京四中就发现这名大学毕业生不善言辞,学生们对他的课根本不买账。学校随即把他的课停掉,仅让他批改学生作业。

第二天,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,接待她的那位“革委会”负责人说,“这个人(指陈景润)生命力很强,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,说他快死啦,可他至今还活着。”

内心的煎熬,让原本体弱多病的陈景润经常生病。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,竟然成了学校有名的药罐子。

随后,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“新华社内参”,专门报道了陈景润。现在回看这两份“内参”,只有两处略有夸张。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“陈的论文发表后,会轰动世界”,一说“陈命在垂危,亟待抢救”。不过,这为后来的“陈景润事件”,投入了催化剂。

1954年,学校干脆让他停职回乡养病。

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,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。

也就是说,陈景润失业了。

江青在“内参”上批示:“主席,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?”

返回福建老家的陈景润,顿觉人生灰暗。但他一边养病,一边不分昼夜地看书。最后干脆摆了个小人书摊,把谋生和爱好结合起来。

毛泽东大笔一挥:“请文元同志办。”

在摊档前,他每天基本只顾低头看他的数学书。

姚文元又作批示:“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?”

直到1955年的一天,他接到了厦门大学的调令。

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,向领导介绍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,他说不出来,只好请“哲学家”去体会了。

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,听说了陈景润的遭遇,不忍见这名本校培养的数学天才被埋没,于是调动他到厦大图书馆,让他有做研究的时间和环境。

陈景润事件事情进展神速,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。“在知识界,人们管这件事叫‘陈景润事件’,”罗声雄说。

在这期间,陈景润仔细研读了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名著《堆垒素数论》。反复读了七八遍,重要的地方读了四五十遍。

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,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,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。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:“陈景润同志,我是迟群,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!”

不仅读,他还按照自己的思路,写了论文,对华罗庚的推演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。

迟群身后,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,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,武衡也陪同在列。

厦大数学系教授李文清看到后,鼓励陈景润给华罗庚写信,并附上论文。

陈景润完全懵了,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、“白专”典型?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?他迟迟不肯开门,喧哗声中,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,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,冻得上牙打下牙,整个88号楼,犹如刚发生了地震。

华罗庚读到陈景润的论文,如获至宝,喜形于色:

陈景润出来了。迟群何许人也?毛泽东的联络员,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、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,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。陈景润死活不肯,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,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,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。

“这个年轻人很好,他很有想法,很有培养前途。”

五六辆轿车,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“阵地”清华大学,几名专家立即会诊,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,并非要命的急症。不过,依照毛主席的指示,陈景润还是住院了。

随即,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,给陈景润发个请帖,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数学大会,并在会上作报告。

第二天,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,不顾“最高指示”,逃出了病房。结果又是天下大乱,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。

世间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

伟大领袖亲自关怀“白专”分子,与“文革”中的气氛格格不入,种种错位,让科学院开了锅。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,展开了辩论。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,“看来,只要有真本事,领导还是重视的”。又有许多人被弄得糊里糊涂: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?为什么又肯定了“白专”分子?

陈景润到北京后,华罗庚跟这个言辞木讷的年轻人交流不过几句话,就决定将他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。

“数学大师庞开来曾给机遇下了个定义: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。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书呆子陈景润能够同时出名,这都符合庞开来的原意。”罗声雄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此事的反思,“在那时荒芜一片的科学土壤里,突然开出一朵奇葩,各级领导自然如获至宝,他们以此为题,各做各的文章,这就给了陈景润一个机遇。”

这是1957年9月的事。

随后,陈景润的论文,以最快的速度在《中国科学》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。

陈景润成为华罗庚平生亲自点名调来的第一个人,也是最后一个人。

这篇论文的分量有多重?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奥运会打了个比方:“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,挑战着智力极限。他保持的这个纪录至今34年,仍无人能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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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迟三访陈景润

陈景润与恩师华罗庚。

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,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,却是科学的魅力、人性的光辉。这些,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。

如果不是政治惦记着他,陈景润真的早被世界遗忘在自己的角落。

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,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,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。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。

他很享受这个角落,具体来说,是他那间位于锅炉房隔壁、仅6平米大小的房间。
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,周明陪着去的。

狭小,阴暗,杂乱。

陈景润进来那一幕,周明记忆犹新:“他非常瘦小,脸上虽然红扑扑的,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(大概是因为结核病)。我们都穿单衣,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,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,一个窝在里面,头上的棉帽歪戴着,两个护耳,一前一后地耷拉着,确实是个怪人,挺邋遢的。”

但他只希望有一张摆得下稿纸的书桌,外面的世界剑拔弩张,他在里面埋头苦算,不知年月。

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,有点心不在焉地说,“哦,你们来了,我很高兴,很高兴”,一直说很高兴。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,又说,不要写我,写写老前辈,写写老科学家,写写领导人。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,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“敬爱的”,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。徐迟笑了,说我不是写你,我来写数学界。陈景润松了口气,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。

运动袭来,这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数学家,被当成“白专”典型,进行批判。他做的研究、写的论文越多,受到的批判就越激烈。

于是,他们随意聊起来。

那个年代,要求专家学者“又红又专”,而且“红”重于“专”。如果思想不“红”,越“专”就越反动。

徐迟问,“哥德巴赫猜想”进展如何了?

战战兢兢的陈景润被下放到大连,过了终生不愿再提起的两年时间。

陈景润回答:到了最后关头。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《攻关》一诗,很受鼓舞。我要继续苦战,努力攻关,攀登科学高峰。

当他再次回到他的小房间,他感到劫后余生般的庆幸。

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?他说,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,正在写回信。

尽管生活条件十分恶劣,他却十分知足。

原来,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,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。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,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,其中亚洲两名,一个是日本学者,一个便是陈景润。

整整花了4年时间,他完成了“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”的初步证明。

陈景润请示领导,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,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。

这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一个里程碑。

最后,回信大致讲了三点:一、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;二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,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,因此我不能参加;第三、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,我可以考虑出席。

他的论文以简报的形式发表,但要得到数学界的承认,他必须不断完善和简化这个证明。这将是漫长的工作。

简直出乎意料!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“痴”,那么“傻”。

可是,他的论文简报发表的那一年,是一个让人揪心的年份:

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,夹着报纸上的套话,但他那种心不在焉、恍恍惚惚的神情,让徐迟有一种感觉: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,他活在数学王国里,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,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,盘旋着,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。

1966年。

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:“他多可爱,我爱上他了!就写他了。”

他的煎熬和自杀,发生在此两年后。

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?往后的一个星期,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,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、张广厚,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:猜想是怎么回事?猜想的题目怎么写,答案怎么写?(1+2)
的突破在哪里?

但经历过那场折磨,他的目标变得更加简单而明确:活下去,为了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。

第二次见面,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,陈景润话多起来,也不管徐迟懂不懂,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,徐迟抄下来,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,正如读者所见,公式搁在了文章(编者注:指徐迟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文)的开篇。

仅此而已。

这次见面,徐迟掉泪了,他得出个结论: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,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,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,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。

他患有结核病,常年发低烧。除了夏天,基本都穿着破棉衣。

采访进入尾声,唯一的遗憾是,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,徐迟也不例外。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:“要不,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。”

小将们规定他出门必须挂上牌子,上面写着辱骂他的话。他除非饿到不行,都不会出门吃饭。

经策划,周明和徐迟、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,老李是领导,自然被放进屋。周明和徐迟,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,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。

1973年春,陈景润病得很重。

果然,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,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,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。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,六平方米的小屋,一张单人床,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。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,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,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。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,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。

他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,路上遇到数学所的罗声雄。

原来,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、数学作坊、自由王国。

据罗声雄后来回忆,陈景润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,就悄悄告诉他:“我做出了‘1+2’,想拿出来发表,又怕挨批判。”

“猜想”问世

罗声雄听后,鼓励陈景润:“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,就不要怕。”

诗人的激情迸发了,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!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,他写得很快,一个星期采访,一个星期写作,一个星期修改,一个星期发稿。

陈景润终究不敢把论文拿出来。历次的运动冲击,戴在他头上的“安钻迷”“白专”等帽子,使他心有余悸。

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,不过写到“文革”就卡住了。

罗声雄知道,“1+2”的成果公布出去,将会产生世界级的影响。于是,偷偷将情况向上级反映。

当时,中央关于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决议尚未做出,“两个凡是”依然禁锢人心。评判“文革”,谁也没有这个胆。

死生之间,陈景润的命运又将随波起伏。

“文革”中,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,没有事情,就只剩下读书,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,读得最多的是《马恩全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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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写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时,徐迟想到了《马恩全集》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,对“文革”的态度、理解、写法,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。

剧照:遭到“专政”的陈景润。

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问世后,“文革”这一段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。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,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,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读。

没多久,中科院召开干部大会,党组副书记武衡在会上说了一句:

当然,作家也有妥协。有关陈景润跳楼自杀等苦难,闪闪烁烁地写了;陈景润事件,没有写入文中。

“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,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,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……”

讲到那篇著名的论文时,文中是这样说的:1973年春节前夕,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,提着水果去慰问陈景润,他非常感动,立即拿出论文,说道:“把这篇论文献给党。”

台下听会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,出于职业敏感,连忙问旁边的人,这说的是谁?

数学所的人都知道这是“天方夜谭”,当时大数学家华罗庚、吴文俊都没人理,一个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这种待遇?“李书记”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个意味深长的符号。

有人回答她:

至于怎么写“猜想”,怎么写科学,徐迟说了这样的话:“我不懂科学,但我懂得人,懂得科学家的为人,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。”

“唉,他叫陈景润,快死啦!”

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被《人民文学》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。2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。

顾迈南当即决定去拜访陈景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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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来意后,中科院数学所造反派的头头告诉她:

人民日报(左)、光明日报的转载版面

“这个人生命力很强,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,说他不久于人世。但他,至今还活着。”

中国大地刮起了“陈景润旋风”,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。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,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,挂在人们的嘴边。许多青年,包括后来成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,因为看了这篇文章,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。

随后一个星期,顾迈南对陈景润及数学所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,写成两篇“内参”:

但也有人投书《中国青年报》发出疑问: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?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,走偏方向?

一篇重点介绍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的成就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《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——从陈景润谈起》的评论员文章。指出,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,不畏艰难困苦,顽强坚持攻关,这就是红。

另一篇着重介绍陈景润的现状,希望有关部门关心他,给他治病,让他把研究继续做下去。

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,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,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,从此,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。

谁知道,“内参”发出去后,毛泽东在上面做了批示:

因为深感我国科学水平之低,低得让人痛心,在写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之后,徐迟继续遨游于科学世界。《地质之光》、《愿生命之树常青》、《在湍流的漩涡中》,他以诗人的心灵,与不为外人所知的科学世界相通了。

要抢救!

这些,都成了对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献礼。

那时候,落实主席指示不能过夜。

春来江水绿如蓝

凌晨3点钟左右,一行人敲了许久,就是敲不开陈景润的房门。

1978年3月,乍暖还寒,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。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,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。

陈景润其实没睡,还在伏案研究。但他久久不敢开门,以为革命小将又来对他进行“专政”。

在这次大会上,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重要观点。

好不容易打开一条门缝,一行人说明来意,连夜将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,请了最好的医生,为他做身体检查。

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:“一个人,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,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,为工农兵服务,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,按政治标准来说,就不能说他们是白,而应该说是红了。”

几天后,陈景润被送到309医院住院养病。

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“白专”帽子终于摘下来了。

仅仅数日之间,陈景润从一个被批倒的“臭老九”,变成了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

说起这个讲话还有一段故事。

他的论文,以最快的速度在《中国科学》上发表,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轰动。

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,由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牵头筹办。草拟的文件中,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。

他的成果,被西方学界命名为“陈氏定理”。有西方数学家评价说,陈景润一个人移动了群山。

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,同时送上去。邓小平的讲稿很快得到反馈,邓小平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。当时中央有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:“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,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,为什么不引用?譬如,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,就应该谈一下嘛!”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,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?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:“一个字也不要改!”

1974年,周恩来亲自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。

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,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又提了条意见,关于知识分子“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”,建议修改成“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”。方毅再次向邓小平汇报,邓小平说,不接受,维持原样。

后来,流传一个笑话,说陈景润第一次参加人代会,把被褥、脸盆都带过去住酒店。人们以此证明陈景润的傻气。

现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,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,却不知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,这在当时堪称翻天覆地。

真实的情况却颇为辛酸。

邓小平讲话后,整个科学院都回荡起《祝酒歌》歌声。

陈景润当“白专”典型当怕了,所以去开会时留了个心眼。他带被褥、脸盆,是为了掩盖他随身携带的一摞数学书,然后再将《毛泽东文选》放在脸盆上。

徐迟也参加了科学大会,他和黄宗英、秦牧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,专门采访科学家。黄宗英还记得,徐迟倾心地讲陈景润、猜想、数学、皇冠,讲得听众包括他自己都醉了。一个大停顿,徐迟展开双臂说:“我想说,陈景润,我爱你。”

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“又红又专”的形象。

闭幕式前,徐迟还欣然接受了一个任务,代卧病在床的郭沫若,起草科学大会的闭幕式发言稿。徐迟一夜写就,只是写得比较分散、浪漫,在会议上宣读不太适宜,最后未被采用。

政治复杂,各种别有用心随之也涌向刚刚成名的陈景润。

不过,不管是谁起草,正如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的,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,科学的春天到来了”。从此,多年被称为“臭老九”的中国知识分子,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。

有人想整华罗庚,要陈景润出来揭发,说华罗庚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。

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起

陈景润坚决地拒绝了,他如此说:

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,邓小平会见了陈景润,这是他们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。

“华罗庚教授是国际上有名的数学家。我是走他的‘后门’,才从偏僻的地方调来数学研究所的。如果没有他的提携,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。”

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,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。周围镁光灯闪烁,他显得更加拘谨了,出人意料地,他深深鞠了一躬,嘴里念叨着:“谢谢邓副主席,谢谢、谢谢……”。

1975年,邓小平复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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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负责中科院整顿工作的胡耀邦,向邓小平介绍了陈景润,还说,有人对陈景润的成功和出名不服,说他是“白专”典型。

陈景润、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

邓小平听后很生气,当场说:

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”,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的报告中,着重讲了这一条。其实,连陈景润都不知道,早在3年前,邓小平就已经给他当了一回“后勤部长”。

“什么‘白专’典型,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,比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,比闹派性、拉后腿的人好得多……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,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。”

1975年9月26日,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会议,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胡耀邦提交的《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》。

后来,胡耀邦带人视察了陈景润那间6平米的小房间,并两次三番要求中科院改善陈景润的居住条件。

当时,胡耀邦负责主持中科院工作,期间他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。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,胡耀邦异常激动,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:“你们于心何忍?”

陈景润不肯搬。他对外界的索取几乎为零,只想有一个隔绝的空间,去经营他的数学王国。

在9月26日的会上,胡耀邦提到,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“白专典型”,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。邓小平也火了,他说:“什么白专典型,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!”接着,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:“像这样的科学家,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!”

他甚至担心运动再来,别说大房子,就是连现在的小房间都回不去。

几个月后,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斗争中,这位伟人又遭打倒,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,不过,邓小平已经记住了陈景润。

但他对外说: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,我再搬。

科学大会之后,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,而这都离不开
“后勤部长”所抓的一件件实事。

1976年,刮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。有人逼陈景润:

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:“可否为其配一秘书,以分其劳。”

“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,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,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。”

1983年,按照邓小平的指示,陈景润的夫人由昆从武汉调到了北京,陈景润升为一级研究员。他的月薪从89.5元加到了149.5元,另外还有50元津贴,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,也就是现在的正局级。更可喜的是,他搬出了那间小茶房,第二年在新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。

陈景润不关心政治,但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是非。

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,虽然已近半百,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。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,身穿绿军装,过去的熟人都说,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。

他始终没有站出来,而是逃避各种批判会,让那些想在政治上利用他的人无法得逞。

不过,由于邓小平的三个指示没提房子,陈景润仍然为了房子苦恼着。

后来,陈景润回忆说:

1984年,有了孩子的陈景润向老朋友罗声雄诉苦“我搬出去跟猪做伴了”。原来科学院在北大附中旁边有一套两居室,分了给他,但两居室附近有一个屠宰场,屠宰的时候猪儿们呼天号地,弄得这书呆子心烦意乱、东躲西藏。

“当时,有人非要我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、胡耀邦,多次逼迫,使我曾三次企图自杀,以死抗之,他们最后也没办法。”

罗声雄“撺掇”陈景润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个电话。果然,当邓小平知道陈的住房情况时,非常生气,他当即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,就地解决。高登榜亲临数学所,表示“不分房子我不走”,当天,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。

两年后,作家徐迟在那篇风靡全国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如此写道:

不能承受之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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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来自四川农村,没有收信人地址,仅写着“陈井运同志收”的信,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。当年的“陈景润热”可见一斑。

1978年,似乎是一夜之间,陈景润变成中国最大的全民偶像。

那股“陈景润旋风”,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,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。

这得益于当年1月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《哥德巴赫猜想》

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。他去山东、去安徽、去河南、去湖北、去贵州……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,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。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,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。

文章发表后,一时洛阳纸贵。主人公陈景润为科学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,正是那个年代最稀缺的品质。

报纸、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,青年报约请陈景润“与青年人谈理想”;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“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”;省报约请陈景润“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”……

陈景润很快被层层奉为典型。这次是正面典型,号召全民学习的榜样。

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;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“怎样才能学好数学”……这一切,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。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后,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,埋头在数字、公式、符号中,眼睛近视了,背也驼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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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,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,要跟他学数学,跟他探讨“哥德巴赫猜想”问题。

成名后,关于陈景润的书很多很多。

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,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。但是,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然而,很少人知道,在此之前,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作者徐迟,在采访过程中,碰到了许多采访对象,均对陈景润嗤之以鼻。

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,不得不按他理解的“又红又专”要求自己。那些年,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,草绿色解放鞋,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。

有人直接劝徐迟,说:

全国科学大会期间,徐迟去看陈景润。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,不过都是群众来信。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,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。

“别写陈景润。科学院、数学所,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,干嘛非要写陈景润!你会惹麻烦的。”

“我可怎么办?”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。

徐迟这才意识到,陈景润长期身陷在一个充满了尖锐矛盾的环境里。

陈景润的老师,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沈元先生,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。陈景润说:“谢谢你,沈老师。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,我常常感动得流泪。我要加把劲,拼命大干社会主义,继续攀登科学高峰。”

他觉得他能理解陈景润。他在文章中如此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:

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:“你呀,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!”

徐迟的文章发表两个月后,3月18日,被誉为“科学的春天”的全国科学大会召开。

数年后,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对陈景润,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,
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。因为当时影响很大,他一下子成了名人。对陈景润这样的人,成名是一种痛苦,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。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,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,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。”

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,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。

无用之用

在这次大会上,邓小平专门讲话,为陈景润等一直被打成“白专”典型的科学家摘掉帽子:

上世纪80年代,武汉东湖路,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,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,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。键盘上,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“请先洗手,再接触键盘”。古稀之年,徐迟仍在笔耕不辍,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。

“一个人,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,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,为工农兵服务,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,按政治标准来说,就不能说他们是‘白’,而应该说是‘红’了。”

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、相对论等问题的书。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:“别的可能都是假的,都可以不写,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,才是非写不可的。”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。

听得陈景润热泪盈眶。

报告文学集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出版时,发行了上百万册。然而到了90年代《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》出版时,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。

他还被邀请作大会发言,并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。他用双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右手,弯着腰连声说:

徐迟为此百般焦虑: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拥抱信息和科技,本是火烧眉毛的事,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?

“谢谢邓副主席,谢谢,谢谢……”

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,越来越多的人要问,“哥德巴赫猜想”到底有什么用?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,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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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,那是外行话。”林群院士感慨道,“今天,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,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。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,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?”

也是在这一年,45岁的陈景润出国讲学前,在309医院住院休养,遇见了年轻的进修医生由昆,平生第一次产生了爱情。

“无用之用”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。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,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,往后数年,报考的人寥寥无几。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,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,本来为数不多,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,大多出国了。

两年后,他们结婚。

科研经费的短缺,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。香港《文汇报》记者采访陈景润时,他谈到了他的忧虑:“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,连出差都难,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,更不敢请人来。”记者发出感叹:“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。”

很多人说他们的婚姻是组织上的安排,或说是由昆“追星”追出来的。多年以后,由昆在一档电视节目上辟谣,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。

在记者看来,如此细小,但在陈景润,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。

是陈景润看上了由昆,并发动了爱情攻势。

放弃“猜想”

借着一起学英语的由头,陈景润突然示爱:

陈景润以“哥德巴赫猜想(1+2)”著名,普通公众,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(1+1)的证明发起冲锋。其实,陈景润清楚地知道,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(1+1),1974年以后,他便决定放弃这颗“数学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“我知道,我们俩在一块对你不公平。但是我也想过了,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的话,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了。”

“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”,陈景润如是说。

由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只好推脱:“我脾气特别不好。”

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,在自己的专业上,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,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。

陈景润说:“没关系的,我大你这么多,我让着你。我不会和你吵架。”

20世纪90年代,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,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。

“我什么也不会做,饭也不会做。”

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,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,除了数学。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,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,睁开双眼,表示他的惊讶。然后,他含混不清地说,请把资料拿来,我要看。

“没关系,我们吃食堂。”

自科学大会以后,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,甚至没有任何交往,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。

“我衣服也不会做,毛线也不会打。”

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,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——1996年12月4日他的《谈夸克》一文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

“没关系的,你穿军装,我就穿随便一些,你剩下的军装我也可以穿。”

为此,《人民日报》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《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》,文章指明,此徐迟即彼徐迟,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: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如此高深的科普文章?

由昆说,陈景润这个人很犟,很有主见,如果是组织安排或是我追他,那我们铁定走不到一起。

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,陈景润与世长辞。同年12月12日,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那个时候,陈景润在全国有千千万万粉丝,每天有无数人给他写信,其中不乏多情少女,给他写情书,寄相片。

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:“我所攀登的山峰/在雨雪云雾笼罩下/它吸引你走进它/像磁场引导指南针/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/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。”

陈景润始终不为所动。

这是科学家的赞歌,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。

最终,在与由昆确立恋爱关系后,他把300名姑娘寄来的上千封情书和相片,全烧掉了。他说:

惊回眸,那一春

“这些姑娘还要恋爱、结婚的,不能让人知道她们给我写过信。我要替她们保守秘密。”

“神七”问天,“嫦娥”奔月,当今中国一日千里。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,“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: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,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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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,那个决定了陈景润、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。

陈景润、由昆结婚照。

这一年,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,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。

陈景润在全国成名后,1979年,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去回访他。

这一年,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。30年后,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,实现了郭沫若在《科学的春天》一文中所说的“嫦娥奔月”。

访问结束后,这名当初帮助陈景润摆脱困境的老记者无限感慨:“如今,他成名了,可是他还是他。”

这一年,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,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,由此成为“文革”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。

还是安于他的6平米小房间,还是日夜潜心他的高深数学理论。

这一年,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。此前,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,修路、喂猪、种地,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。

在他结婚后,邓小平亲自发话,指示有关部门,要在一周之内,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:

这一年,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,晋升为研究员,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。

住房、爱人调动、配备一位秘书。

这一年,巴金重新拾笔,耗时7年完成了《随想录》。

陈景润这才搬出了他的小房间。

这一年,张艺谋,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,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,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……

但是,成名后的陈景润也有了新的烦恼。

(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、林群院士、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、《人民文学》前副主编周明先生、徐迟之子徐延先生、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。)

他曾向顾迈南抱怨说,成名后,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,太分散精力,导致他难以静下心来念书。

本文原题《“猜想”报春——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》,2008年12月5日载《北京日报》,感谢作者孙文晔授权《知识分子》刊载。

他到很多地方去讲学,总是争分夺秒把时间补回来。一有空闲,不是到当地游山玩水,而是躲到住处,看书,做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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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行政秘书李小凝回忆,有次开人代会,陈景润被安排和赵朴初老先生住一个房间,为了不影响赵老休息,他一个人躲到卫生间里演算数学公式。

知识分子,为更好的智趣生活。

他用这种方式,把时间抢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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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病住院了,他还偷偷带了数学资料,半夜起来运算。护士发现后,向由昆告状:陈先生到底是来看病的,还是来做研究的?

在陈景润的潜意识里, 时间就是论文。

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,陈景润有一条格言:“花掉一天,等于浪费24个小时。”

他不仅对时间特别抠,对钱也抠。

陈景润早年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,后来又患上严重的结核病,曾经朝不保夕,孤苦无援。钱,对他来说,意味着生命。

他慢慢形成一种习惯,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,维持最简单的生活,把剩下的收入全部存入银行。

罗声雄说,陈景润只欣赏钱的数字,而忘了钱的功能。

当他一个月拿89.5元工资的时候,他的生活费每月不超过20元,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,剩下的全部存入银行。

就这样存了十几二十年,在1970年代末,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万元户

熟悉的同事都知道,这些钱,都是陈景润一分一分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他存钱,不是因为需要它们,而是他毫无安全感。

他身体虚弱,听说人参是补品,却仅仅买了最廉价的人参须,用来补充能量的不足。

父亲给他的一件棉大衣,他整整穿了20年。

成名后的陈景润,还是喜欢存钱,理由是要将来供儿子读大学。

他对自己极其抠门,对国家却无任慷慨。

据李小凝回忆,1970年代末,陈景润赴欧美讲学,回国后刚走下飞机,第一件事就是把在国外的几千英镑演讲费和省吃俭用的生活费,全部交给了国家。

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国家还很困难,更需要钱搞建设。”

但是,直到今天,人们一提起陈景润,第一印象依然是:一个单调、怪癖、冷漠、孤寂的数学天才。

只有由昆才真正懂得,陈景润内心世界的丰富,他其实是一个可爱、有爱心、感情丰富、家庭幸福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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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景润全家福。

陈景润时常被媒体塑造成科研能力一流、生活自理能力为零的科学家。

“事实上,他只是没有时间与人打交道,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而已。”由昆说。

他的生命,首先是属于他热爱的数学。

但他是一个极有远见的人。

1984年,中央军委来人劝说由昆不要上班,在家专门照顾陈景润,职级照升。

陈景润知道后,坚决不同意,“不要,不要,由昆应当有自己的事业”。

他还对由昆说:

“我病了,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工作,不能再让你为此停止工作。我还能照顾自己,孩子送幼儿园,别人都这样,咱们为什么不可以?”

由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,认为陈景润太不近人情。直到多年后,陈景润已经去世,她才恍然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:

“如果当初真的抛下业务,那我现在就成为全职家庭妇女,什么都不会,今后怎么过,怎么培养教育孩子?”

他同时还是一个心胸豁达之人。

1980年代,有个人请陈景润写推荐信,推荐他到国外留学。陈景润二话不说就给写了。

由昆知道后,气得不行,跟陈景润说,你为什么给他写?你忘记那个年代他整你整得最厉害吗?

没想到,陈景润摆摆手:

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他能够出国留学,将来学成归国,为国家服务,也是一种补偿。”

1991年,有记者问陈景润:“人生的目的是什么?”

陈景润说:“是奉献,不是索取。”

1996年3月19日,陈景润病逝,年仅63岁。

他为科学事业作出了最后一次奉献:捐赠遗体供医院解剖。

可惜,他赖以成名的哥德巴赫猜想,离摘取皇冠上的那颗明珠,仅一步之遥。

直到去世,他也未能走完那一步。

对此,徐迟曾无限感慨地接受采访说:

人生没有定数,再伟大的数学家,终究解不开这道谜题。

致敬,陈景润:

中国最后一个全民崇拜的科学偶像!

参考文献:

1.徐迟: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年

2.王丽丽、李小凝:《陈景润传》,新华出版社,1998年

3.罗声雄:《一个真实的陈景润》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年

4.由昆讲述:《一代数学奇才陈景润》,北京卫视《非常说名》,2012年1月

5.顾迈南:《回忆对华罗庚和陈景润的采访》,《新闻爱好者》,2002年第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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